《商州志》记：“乙酉年即弘光元年，潼关之战，自成不支，率众东窜。”
《邓州志》记：“弘光元年，春二月，清兵入潼关，自成败奔邓州，弥漫千里。”
李自成从陕西撤出后，又被阿济格在河南邓州追上，接战失利，大军在三月退至湖北襄阳一带。
这时李自成虽然一败再败，但手中却依然还有十三万之众，再加之大顺朝原先部署在襄阳、承天、德安、荆州四府的白旺部七万精锐，合计二十万众。
自从一片石之败后，大顺与清庭作战，一败再败，丢掉了北方半壁江山，可谓士气尽失，不敢再与清兵接战。
李自成深深明白，柿子要选软的捏，而龟缩于江南的弘光朝，便理所当然的成了他眼中的软柿子。
李自成虽有二十万众，却不敢直面清军兵锋，遂定下水陆并进，直取南京之策，要与武昌左良玉开战。
这时襄、荆四府已是大顺军唯一控制的地区，镇守该地的白旺向李自成柬言，四府经营一年有余，根基稳固，可以守之，但李自成不听，任欲抽调全部兵马，预备东下。
三月初，李自成率领二十万众，由襄阳向汉川、沔阳推进，直逼武昌左良玉，但随着大顺军主力东进，襄、荆四府却变得空虚。
李自成大兵东进，清兵尾随而至，湖北重镇襄阳、德安等地先后落于清军之手，荆州城亦陷于清兵重围，大顺守将郑四维见孤城不可守，遂杀大顺荆州防御使孟长庚，开城降清。
四府之地，轻易陷落于清庭之手，且未能起到阻滞清军追杀的速度，大顺军的后防也应此大开。
至此，李自成从崇祯十五年（1642）以来，建立的各级地方政权全部瓦解，大顺军又回到了原先流动作战的状态，其身份也从与大明争天下的大顺官军，再次沦为流贼。
自从甲申年以来，局势变化之快，令人吃惊。
先是李自成席卷北方，似有一统天下之势，接着就是吴三桂降清，满清八旗入关，而后刚刚建立的大顺朝又被打得一败涂地。
前一个月，李自成还与清兵在潼关杀得难解难分，后一个月陕西已经尽入清庭之手，而现在王彦又听闻大顺军正沿江东下，他心里顿时一阵紧张。
祸不单行，大明朝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江北之事还没解决，大顺又攻打过来，真是雪上加霜。
“宁南侯左公麾下拥兵八十万，号称百万。”陈子龙微微皱眉道：“李闯数战清军皆败，士气定然低落，左公麾下耗饷百万，应当能敌之。”
左良玉与大顺军交手多次，虽说败多胜少，但这次面对的毕竟是李闯败军，因此众人对他还有些信心。
“大樽兄所言在理。”左懋第见王彦满脸忧色，点点头安慰道：“士衡也不必太过忧心，可先言心中之事。”
王彦担心的并非李自成的大军，而是紧随顺军追杀而来的清军，不过他担心也没用，他麾下不过两千人马，根本不可能影响湖广的时局。
这时王彦只能将此事先放一边，先说江北之事，“满清豫亲王多铎兵进河南，招降李闯麾下平南伯刘忠，得兵数万，已经兵压徐、泗一线，然史阁部督师江北，却无应对之策，晚生心中焦急，应此想请左大人联络朝臣，上奏陛下，整顿江北防务，早下开战之心。”
听了王彦之言，左懋第不禁一阵无奈，“唉～士衡有所不知，自吾回朝以来，一日一本，皆言整兵抗清之策，却至今未得重视。”
弘光帝朱由崧乃是老福王朱常洵之子，当年国本之争，东林党以“立长不立贤”，维护太祖法令之名，与神宗皇帝争斗十余年，终于逼得神宗皇帝将心爱的老福王放到洛阳就藩，而立他不喜欢的长子朱常洛为太子。
东林党将老福王逼到洛阳，最后还被李自成所杀，与鹿肉同烹之，曰为福禄羹，与人分而食之。
洛阳被李闯攻破后，小福王朱由崧与嫡母邹氏趁乱逃出，流落于外，生活无着，到处乞怜。
先帝殉国后，按照血源轮序，理当立小福王朱由崧为帝，然而东林之人却担心朱由崧登基后，清算东林党人在神宗朝时，逼他父王朱常洵就藩洛阳之事。
东林党人担心福藩登基，有损他们的利益，尽然不顾他们在神宗朝坚持的“立长不立贤”，改为“立贤不立长”，欲用潞藩阻挡福王上位。
这时身为江南最高长官的史可法，本应当机立断，按照国****序拥朱由崧为帝，但他却优柔寡断，在福、潞二藩之间犹豫不决。
在东林的影响下，史可法最后还是偏向于立潞，然而潞藩毕竟血统比之福藩差之太远，为了能与福藩相抗，他又将远在广西的桂王拉入皇位的争夺中，并写下“七不可立”，欲彻底将福藩踢出对皇位争夺。
福王被逼无奈，只得求助于军阀，致使江北四镇坐收定策之功，从此跋扈自雄，不听朝廷号令。
弘光登位，被东林党人视为自神宗朝以来，党争中最大的失败。
一部分东林党人因此走向极端，欲推到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罢休，随后朝中先后爆发的大悲案，童妃案，伪太子案，都不乏东林党人的身影。
三大案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出东林想以童妃案为突破口，彻底否定弘光帝的合法身份，再借伪太子案，推倒弘光，达到他们另立新君的目的。
东林与皇帝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弘光为对抗东林，只得依靠马士英，于是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