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率领着旧部亲信们暂时掌控了京都，但足利义昭逃到了平手汎秀的和泉，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这就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元龟之变”。
在当时看来，倘若平手汎秀第一时间调集精锐部队，抢在远近群雄之前速攻京都的话，仅有一堆乌合之众作为手下的织田信长大概是难以抵挡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作为知名智将的平手刑部并没有抓住良机出兵，而是派遣了多名使者意图从中协调，反复尝试未果之后，方才开始整军备战。
前后浪费了大半个月时间。
这就给了敌人呼朋引伴，争取支援的绝佳机会。
以京都朝廷为大旗，幕府管领的名义，加上织田信长的往日威望，拉拢那些顾念旧情的老朋友，以及有心浑水摸鱼的野心家，或者单纯是看不惯足利义昭与平手汎秀的人——第三种因素很可能才是最重要的。
理所当然，站在对立面的势力，就会团结在和泉，拥护幕府，支援平手，防止织田再度掌握中枢权力。
征夷大将军这块牌子的说服力从某些层面甚至更胜过朝廷，平手汎秀的人脉比之织田信长固然不如却也足相匹敌，不至于令对方专美。
京都与岸和田城为两大据点，近畿之人开始划分阵营，相互集结起来。
对付这种事情，畿内的众人早已熟能生巧，有了一套惠而不费的办法。
比如丹波的波多野氏，在第一时间就响应了足利义昭的号称，派了一个亲族一门众，带领六名武士，四十名足轻组成的“大军”，火速赶赴和泉，进献了黄金五两的“巨资”{购买力约合二十贯}，表示坚决支持将军大人，与乱党划清界限。
紧接着是丹波的赤井，丹后的一色，大和与纪伊深山老林的堀内、宇陀，乃至伊贺、甲贺的忍者们……
这其中有的人是安安稳稳的当着土皇帝，派个人到中枢来刷一下存在感；有的名义上属于幕府或者平手家的管辖，实则独立性极高，象征性表达表达忠心；有的是身份比较模糊尴尬但又囊中羞涩，希望花点小钱就能洗白。
不过，足利义昭几个月前曾派出一些亲信家臣镇抚各个混乱地带，试图扩大直属领地，多少起到一定作用，所以也不是完全没有真心拥戴将军大人的势力存在。
若狭守护{当然是镇不住场子没有实权的那种守护}武田元明在一色藤长的劝说下，亲自来到和泉，为将军大人效力。
但不知道中间出了什么问题，他的重要家臣们，粟屋、逸见、熊谷等人，反而都选择带兵向京都汇合，支持织田信长。
结果是平手汎秀这一边，只从若狭获得了一千两百人，对面反倒获得了三千人。
越前的朝仓景健则是听了真木岛昭光的建议，宣布响应将军大人的号召，但另一个“余孽”朝仓景镜的态度正好截然相反，两个家伙就地开始火并，没有一兵一卒能到南边来。
南畿地区有蜷川亲长在活动。他说服了盘踞甲贺的六角余党头目山崎片家的战力到和泉入伙，但紧接着到河内行动时不慎涉入当地人的冲突，莫名其妙的死了。
这倒给了一次难得机会，由平手汎秀任命的半国代官岩成友通立即获得了趁机占据了河内全境的口实。
寺社方面，一向宗当然是倾向于显如上人的亲家，但对于是否直接出兵则未能达成一致。天台宗、日莲宗各自动员了少量僧兵并提供钱粮来支持信长。临济宗、真言宗保持了一贯不掺合武装斗争的作风。
包括商人也同样有各自的立场。如果不是有巨贾暗地支持，柴田、木下、明智等人根本不可能得到充足的活动经费。只是生意人比起武士和僧侣来说，行事更为讲究现实主义，不会仅仅因为立场问题，就拒绝大赚一笔的好机会。
总而言之，织田信长占据京都之后，重拾了他被人遗忘已久的人脉与威望，在短短几天之内，迅速获得了的效忠，并且不断以滚雪球式速度膨胀。
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准备都不充足——至少外人看来如此——的情况下，平手汎秀只能集中兵力于和泉，然后利用手中足利义昭这张王牌去争取更多人心。同样有许多出于各自不同的理由聚集在他麾下。
历史的天平，随着砝码逐渐落下，不断地摇摆。
好事者开始以应仁之乱时的惯例，将两边分别叫做“西军”与“东军”。
平手刑部坐镇和泉，拥立将军，方位在西，是为“西军”。
织田弹正控制京都，掌握朝廷，方位在东，是为“东军”。
对于某些与双方都源远流长的人来讲，必须选择其中一边站队，无疑是件非常艰难和痛苦的事情。
比如，身为织田弹正之胞弟，又是平手刑部之妹婿的织田长益。
他得知了“西军”与“东军”的争端之后，反复向自己的亲哥与大舅子写信，言辞恳切地劝说罢兵和睦，试图调停，但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回应。
最终织田长益不断吟诵着和歌，感慨乱世之中亲属之间刀剑相向的悲剧，进而哀伤过度，情不能自已，痛苦流涕着奔入了摄津的芥山寺，声称要遁入空门，不理俗世。
他的大部分家臣跑到寺门口去求主君回心转意，少部分人则依照自主意志，各自分别加入了东西两边。
作为一个学者和茶人，织田长益给人的印象就是浓厚的文艺气息，所以做出这种“敏感”和“脆弱”的举止，虽然不合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