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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富轼眼见这自谓唤作“柯引”的汉子谈吐不凡，对他也更是留意。而萧唐对于金富轼的平生也大概知晓的原因，则是后世涉及到高句丽、渤海国的历史与归属等问题，也一直是中国、韩国等国家之间的争议焦点，萧唐不止相当反感高丽后世的那个国家叫嚣的态度，同时针对对方又会拿出甚么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也十分好奇。
然而当萧唐于后世曾搜寻关于高句丽、渤海国历史归属的争论依据时，发现总会牵扯到金富轼这个名字。
因为金富轼所著的《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流传至后世撰写时间最早的历史书籍，其中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举，也引起不少中国历史学家抨击金富轼把高句丽看成朝鲜古代三国时期的国家之一，可是撰写史书、搜集史料太过于主观，对于自己有利的便摘抄编纂之，不利者的则放弃不用，缺乏考证的依据而误导了后人，致使后世在高句丽的历史归属问题上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个误区。
可是同时也有人认为金富轼所著的《三国史记》较为客观，以“海东三国”的界定以地域而论，将高句丽与新罗和百济并举，历史认知不等同历史事实。而金富轼也在所著中明表过高句丽于中国东北隅，因叛时数寇辽东，兵连祸结，故而隋唐皇帝的亲征，招致王降国灭。而并没有似后世韩国许多杂碎叫嚣中国隋、唐朝兴兵攻讨高句丽是那厮们所谓的大韩mín guó历史上反抗外邦侵略的战争，虽将高句丽与新罗、百济并列，可是似乎也承认高句丽乃是中国历史地域内一个割据zhèng quán这一事实......
所以金富轼在后世韩国，尤其是被大批激进民族主义者大加口诛笔伐，又认为他提出“新罗中心论”而淡化了高句丽于本国历史归属的依据，也并没有将收纳了大批高句丽遗民的渤海国纳写至《三国史记》，又因尊崇儒家，主张华风汉学的金富轼于正史中平定妙清之乱，扼杀了所谓独立进取的韩民族精神，对大国奴颜婢膝，而使得高丽后世历朝各代沦为奉行事大主义的藩属之国，应该被钉在所谓韩国史的屈辱柱上......
所以按萧唐看来，这金富轼识得大体，应该也是个明白人。
彼此都是暗怀心思，金富轼很快的又切入正题，直言移剌成招聚诸路兵马霸占保州诸地，又杀败高丽官军，犯境寇钞之时，移剌成却把大手一挥，狠狠瞪视过来，说道：“可恨如今恁般时节金狗势大难挡，大辽朝生死存亡之际，我等也只得占据这辽境边陲之地，厉兵秣马，指望仍能据江死守，有朝一日挥军北上，为保我大辽朝诛杀金狗。
叵耐汝高丽蕞尔小邦趁化修养的蛮族野人。可是如今偏偏这蛮族野人肆无忌惮，已经杀到了门口威逼到头上，往日认过的主子已经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还有隔海相望的宋国甚至还打算与那蛮族野人勾勾搭搭，那么高丽国这个小姑娘又能如何？也只得捏着鼻子、硬着头皮而半推半就的从了人家......
金富轼对于本国只得向金国臣服的态度也是无可奈何，向来奉行臣服于大国而保全自身的他盼不得占据中原正统的宋廷，就好像他先祖新罗王室那般臣服于大唐，反而也只能认蛮夷匪类为主子，心头甚至仍不禁犯恶心。但是占据保州等地的移剌成所部兵马，如今大概也能得以确定，在此壮大根据地则正是为了反金扶辽的，本国则是因为势必要取保州等地才与对方起了军事冲突，如果是任由着这几路乱军与金国杀得你死我活，无论战国如何，如此对于高丽国的立场而言，岂不都是更加有利？
本来金富轼是奉国主王俣之命，更加许以重利，尽可能收编移剌成等各部兵马，若不得以，便是尽起全国兵马势必要剿灭占据此间三州之地的反军，也在考虑的范围之内。可是如今金富轼转而念道暂且放下保州等地不取，而坐视移剌成等反军与金国做鹤蚌相争，也更不必要采取类似宋廷招安这等收编的方式与本国牵扯上甚么干系。保州这边我高丽军出兵攻打了，只是敌不住对方势大，也是无可奈何，而这几路反军真要出兵袭取金国后方时，金朝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向高丽国兴兵问罪......
只不过此番出使代表的自己国家的威严，金富轼怀揣着心思，面上依旧义正言辞的对移剌成说道就算你等侥幸胜了一场，可是保州诸地疆土有限，又如何能与高丽整个国家持久磨耗下去？便能猖獗一时，如今地势上而言北有金国、南有高丽，夹杂在两个大国之间的地境暂时自保，却兀自要兴兵作歹，这又如何是长久之计？
依谈判之道，金富轼也必须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而增加与对方交涉的砝码，可是他话音方落时，萧唐那边淡淡一笑，开口回复的言语也教金富轼面色登时大变：“我军与贵国大动干戈，也完全是因你等觊觎鸭绿江东岸这数百里地，就算以地势而言我等处境险着，但在下却是听闻于贵国境内近些时日流传着龙孙十二尽、更有十八子的民谣谶语，想必贵国也是暗流涌动、自顾不暇，倒也有心思来与我军磨耗！”/content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