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禁使》云：上与吏也，事合而利异者也。今夫驺虞以相监不可事。若使马，马能焉，则驺虞无所逃其恶矣，利异也。利合而恶同者，父不能以问子，君不能以问臣，吏之与吏，利合而恶同也。夫事合而利异者，先王所以为端也。陛下所忧，亦正是先贤所忧也！”王应麟轻笑着也跩了段文道。
赵昺明白他这段话讲的道理，其实说的两件事儿：一是讲在国家管理上，君臣二者谁也离不开谁，这是指“事合”，然而从利益关系上不是相合的，吏谋私利，势必侵害国家公共利益。
而驺与虞是指养马与赶马的马夫，说的是如果马也能视、能言，那么驺虞的一切劣行恶迹便不能有任何隐瞒，故两者之间的利害关系有相反的一面，这就是所谓“合而利异者”。商鞅是以这个来比喻官民的关系。官员是统治和管理民众的，官民这二者是国家行政机构必备的要素，这是讲合。
然而在利益关系上，如果官员谋取个人的私利，那必然与民众的利益相对立，如果民众能视能言那么官员的任何私恶皆会被揭发出来，官员便无所逃其恶。马是看得见，不会说话的，而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当然看得清，百姓的嘴也能把看到的恶事说清楚，如果放开百姓的言论，那么官吏便无所逃其恶了。
反之，如果双方的关系是“利合而恶同”，如果事情的双方利害关系完全一致的话，即使是父亲问儿子，君主问臣下，也不会道明利害关系的真相。这也是商鞅担心的，放开让百姓说话，揭露官员的劣迹，那官会怎么办呢？
他们就会利用在官的职能以治民，从而保全自己。以白话来说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单位，官吏与官吏之间，利益关系是相通的，好恶也是相同的，故要出问题时，谁也不会出头告发这件事，往往形成串案、窝案。
因此，在地方上掌握一定权力的一些部门事业单位，如果一把手神作书吧案，往往带出来班子内一批人都参与其事并利益共享，这就是串案窝案连绵不绝的原因。因此在官僚机构系统内，要建立监察机构，必须使两者之间的利益和管辖上的隶属关系相异而不是相合，也就是相互制约之意。
“嗯，我朝御史台是隶属于中书门下，若是丞相违法又有谁来监察呢？”赵昺点点头，同意他们的说法，可又生出一个新的问题，三高官官若是违法违纪，那怎么办？
而以他所知，宋朝的台谏虽然有监察百官之权，但是权力十分有限，更像是一个摆设和打击异己的工具。自己上台后委任邓光荐为御史中丞，其实更多的也是依例抬高他的地位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