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5-18
若涵在思考，等拿到这笔钱后，该怎样处理这笔钱呢！
“公子，你不觉得一个小小的县令一时能够拿出十万两银子来，那很有问题吗？”吕大人捋捋胡须道。
“是啊，一个小小的县令，他一月的奉绿多少啊，才五十两左右，而他一下能拿出十万两，不有问题才怪，我估计他这个官都是买来的！”若涵猜测道。
（备注：古代官员的奉绿：尚书令仆和侍中、侍郎从少府中分离出来，并且形成尚三台者，与曹魏职官九品制几乎同步推行。三公虽成虚荣，九卿职权衰落，可是这一官僚系统仍然存在，其原已具备的高等级秩石依旧保留，而三省六曹(或五曹、七曹)等实际执掌决策、政务等关键部门的重要官僚，多源出自少府，其相对卑下的秩品不可能遽行废止。新颁行职官九品等级制，既要反映职事的轻重繁简，又要照顾原职的等级关系；加上官僚机构中决策、政务、事务系列正处于调整完善的过程之中，机构、权限在不断增减、调整；而官分九品又无法包容秩石制时的18个左右的等级。因此，在相当长时间内不得不并行秩石、官品制。从而出现同品之中，秩石不一，同一秩石而分入不同官品以及职官给俸禄不依官品，仍从秩石和按官品而不按秩石占田荫客等错综复杂的矛盾现象。“官品制”发端于曹魏，至北魏太和末年颁布《后职员令》，官分九品，品别正从，行“一代之别制”，即按九品18等，抛弃秩石制而以官品定俸禄。此制，历北齐至隋、唐统一，推行于全国，一直沿袭至清末。自隋唐至清末的千余年间，基本上实行以官品品级发给俸禄的“品级制”。品级制的实施，以北宋颁布《嘉祐禄令》为界，又可区分为前后两期。隋唐以来，以本官(主要指职事官)品级颁发俸禄，有时另给虚衔加官以示尊荣；但随着中央集权制的强化，由皇帝差遣某官以“使”名执行某项任务，初为临时差遣，事毕复本官职任，在“使”任期并不改变以本官给俸的规定。唐中叶后，这种“使职差遣”日渐增多，任职时间益长，出现了“官与职分”、“名与实殊”的情况，北宋嘉祐年间定禄制，改变只依本官官品给俸禄的“寄禄制”，代之以主要依据本官，部分依据差遣职务定俸禄的“综合”给禄制。从而，一方面强化了官、职、差遣三者的分离，形成“官以寓禄秩、叙位著，职(指文学职名，类似前代的加官)以待文学之选，而差遣以洽内外之事”的局面，而洽内外之事的“使职差遣”，至明朝演化成为“知府”、“知州”、“知县”之类的正式官职。另一方面，这种“综合”给禄制，部分解决了“名与实殊”的矛盾，使官员的本官与职务之间在经济利益上接近起来，有利于发挥“使职差遣”官员“洽内外之事”的积极性。因此，《嘉祐禄令》的颁布也是我国俸禄制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二)俸禄发放标准物的变化俸禄按等级颁给，俸禄的支付形式主要是实物和货币，辅之以土地和劳动力等。秦汉以至魏晋南朝属于秩石制时期，秩石制起源于战国，发给粮食，秦以石为最大量器，故以石表示官秩的等级。汉袭秦制，仍以年计俸，按月颁给。由于汉代的财政收入主要是田租、口赋，租收谷粟，赋纳铜钱，因此按月发放的官俸，实际上西汉大部分时间给钱，而东汉则是“半钱半谷”。魏晋时期，战乱频仍，社会生产严重破坏，实物交换盛行，官府财政收入主要是田租、户调，影响到官员俸禄的支付，经常是发放谷米、绢帛。南朝商品生产交换有所发展，田租、户调以及其他赋税收入，有的折钱，有的直接征收货币，因此，俸禄中货币实际支付量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外，为了优待官员，从西晋开始，正式按官品占田、荫佃客，以后形成定制(至明朝始废)；又经常按春、秋两期赐给绢、绵。西晋给各级官吏“菜田”、“田驺”，到东晋，地方官授给“公田”，使用文武吏卜艺人耕种。诸如此类，都是官员俸禄的重要补充，其数量有时甚至超过正俸。北魏太和末年，历齐、周至隋初，俸禄仍给谷帛，属于实物俸禄制。州郡县等地方官则“依户给俸”，即根据所领户数颁给俸禄，这是因为当时州郡县设置过滥，大小相差悬殊所致。但地方官“依户给俸”制对后之乱世颇有影响。唐代官员的俸禄，大致有禄米、俸钱、职田和禄力等项。以安史之乱为界，前期基本实行年禄、月俸双轨制，年禄给粮食，月俸主要给铜钱；后期基本上只实行月俸制。月俸虽仍以钱计算，但在支付时，常以谷帛等实物充给。这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战乱不止，两税收入的钱，往往折布帛交纳，加上军费支出现钱甚多，使得官员月俸钱也只能常以谷帛充给。而职田、禄力，沿袭两晋南北朝，成为常制，前、后期仍给。宋代官员的俸禄大体可分为正俸、加俸和职田三大类。正俸包括俸钱、衣赐、禄粟。俸钱按月支给，自使相40万文，下至郢、唐、复州内品300文；衣赐按年颁给绫、绢、布匹；禄粟月给，使相200石，至入内班官1石。加俸主要有职钱和随从衣粮、餐钱等。提供职钱给在京职事官，自6万至1.6万，随月支给，是正俸之外的一项固定收入。职田给外任差遣官，其数额多者40顷，少者7顷，“悉免其税”，雇人承佃，按乡原则“课租”收利。明朝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