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旅各连都有骡马三匹，铁**车一辆，每月除拉运给养、马草、马料而外，就利用这批畜力耕作，并挑选会种菜的士兵，组成一个“生产班”负责种植蔬菜。
另外，还要求每连都要养猪，指定一名伙夫专负饲养，留待年节宰杀；平时挑大的也杀上一口两口的，改善士兵生活。这样既有油、ou可吃，又有充足的蔬菜，第七旅士兵的伙食得到了很大改善。
除了有这些额外补充，王以哲还再次重申，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克扣军饷，一经发现有克扣军饷者，一律枪决。因此，第七旅的伙食在整个东北军中也是最好的。生活好了，自然也就不会再有逃兵，自进入北大营后，第七旅从没有过逃兵。
王以哲除了积极改善官兵生活，狠抓部队的技战术训练，还大力提升军官的素质。
为了培养旅内军官的作战指挥能力，王以哲在第七旅内，还自行筹办一个步兵研究班，由各团chou调上尉以下的军官，作为期6个月的轮流训练。并请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杜长龄负责主持。
杜长龄,字鹤年,曾担任过东北军卫队统代部步兵第一大队上校大队长。他早年入奉军,1923年东北讲武堂第四期毕业。在张学良、郭松龄的镇威军二、六旅任排连营长,1926年由张学良保送至日本步兵学校学习。1929年毕业返回任东北军讲武堂教务主任,又被驻沈阳北大营的7旅旅长王以哲聘请。由于在第七旅开办的步兵研究班任教,教育效果显著,张学良对此多次赞许。很快就把杜长龄调走,到东北讲武堂任高等军事研究班步兵班主任,专men为东北军培养尉校级军官。
此外，王以哲还聘任王维藩、马镇夷、王肇治等军官兼任教官。他们有的是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对步兵有专men研究；有的由日本炮兵学校毕业的，如炮兵教官何宏远。
为了培养步兵研究班学员实兵指挥兼培养部队的班长起见，又特别成立一个军士队，由各团营连挑选有文化的士兵120名参加。军士队队长最初由六二一团少校团附高福源担任，以后换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李宝莲接任。
王以哲虽然仅是第七旅旅长，可是他心中想的不仅仅是他的第七旅，他想的是整个东北军，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他也因此更受张学良重视，堪称张学良的绝对心腹。许多人都看得出，假以时日，王以哲必然会成为东北军中权位仅次于张学良的第二人。
29年王以哲又向张学良建议成立东北学生队，队址最初在西下洼子。以后讲武堂迁到东山嘴子，学生队遂迁到原讲武堂旧址。王以哲派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汲绍刚为上校队长，每期招考年满16岁高小毕业的学生500人入队受训。教育内容以普通科学和军事学并举，三年毕业。学生队的学员毕业后，再入讲武堂深造。
王以哲这个建议，为东北军培养了许多中高级人才。学生队的学生有许多人后来考入高等军校、留学外国，一直在国民党部队任职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后来成为中华民国海军一级上将的宋长志、陆军副总司令王多年、陆军总司令马安澜等人。
第七旅的各级军官的文化程度较高，素质也较好。其中即有陆军大学、保定军官学校、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军官教育班、教导队等军事教育机关毕业的；也有不少是由日本步兵专men学校、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还有由英、美、法各**事学校毕业回国的，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为东北军其他各旅所不能比拟的。
尽管如此，王以哲对军官的训练还是毫不松懈，他要去军官每天中午必出一次干部训练，尤其是连长以下的军官必须认真执行，主要是训练刺杀技术以及制式战术动作。
对士兵的教育方面，王以哲也不放松，由旅司令部参谋处制定全年教育计划，发到各团及直属连，再由各团制定每周的学术科教育计划实施表，印发各营、连遵照实行。
此外，王以哲还亲自编写“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十二条”印发到各营、连、排；贴到兵舍、讲堂内，作为早晚点名时必须进行的教育课目。
第七旅“旅训”全文如下：我民族受强邻之压迫，危在目前。凡我旅官、士、兵、夫等，务本总理遗嘱及司令长官意旨，牺牲一切，努力工作，以互助之jing神，jing诚团结，共赴国难。
在这个时候，东北虽然易帜换了旗，但由于东北还是相对独立，对军队教育还谈不到什么主义教育、政治思想教育，东北军对国家认同感并不是很强。王以哲编写的“旅训”、“旅歌”和“士兵问答”，在东北军中是别开生面，也是十分难得的。
以至于，王以哲的做法遭到很多东北军将领的嘲讽，甚至还有人到张学良面前搬nong是非。有人说“王老鼎尽出洋相。”也有人说：“王三角瞎出风头。”云云。
因为王以哲发怒时两眼一瞪，正好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因此被人起外号，冠以王三角。
不管别人怎么说，王以哲就是不为所动，还是一如既往地我行我素。
在王以哲的jing心治理训导之下，北大营的第七旅战斗素养和作战技能很高，确实堪称东北军的jing锐。而北大营也在第七旅的jing心治理下，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只不过，在9.18的枪炮声中，北大营的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