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以海宁检举信为依据，确定从李侍尧亲信家奴、李侍尧本人和馈送银两的几名属员三方面下手，分别调查讯问。为防止相互串供，又迅即采取措施将有关涉案人员隔离起来。
刑官奉命先诘讯李侍尧是否收受过鲁甸通判素尔方阿银两，李侍尧回答，素尔方阿送银子的事原是有的，起先知府汪肇奎进见时说他的下属鲁甸通判素尔方阿很感激李总督让他回任管理银厂事务，情愿出银孝敬李总督。既然这么讲，我就将这件事交汪肇奎经管，不久就送来素尔方阿银子三千两。照李侍尧这么说，他之收了素尔方阿的银子，是受了汪肇奎的诱导。
但一问汪肇奎，却另有说法。汪说，哪里是我引进的，我进见李侍尧时，他说现在正打发人去苏州办贡，大概需银一万六千两，素尔方阿他们已应允出银了，你也要帮我一帮。我下去问素尔方阿，为什么答应帮银子，素尔方阿说，你没看见李总督那凶神恶煞的样子，若不依从，往后难免祸患，送几千银子求个破财免灾。我想也对，和李总督这种骄戾成性的人没道理可讲，也就筹措了两千两银子送进去。照汪肇奎的说法，则明明是李侍尧借办贡向下属索取。
汪李二人说法分歧，刑官提原任鲁甸通判素尔方阿询问。素尔方阿当然供述最明白，而且李侍尧索取的银子也不止三千两。
素尔方阿供说，李总督于乾隆四十二年刚到任就下令将原来派委各处办事的官员一律撤回本任。我当时本任是管理乐马银厂，让我从鲁甸通判回本任自然好。不意进见时李总督说，银厂是个出息多的肥缺，这你心里明白，眼下总督虽说体面，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和你说吧，撑起这个大架子着实不易，还得靠大家帮呀。我顶住架子不倒，你们多多少少都能有好处，遇到麻烦，也有照应；我倒了，大家全玩儿完。你既管银厂，每月帮个一二千也不为多。我当时说，是，是。但我管厂以来，所出矿砂不旺，盈余自然有限，每月进一二千两银子实在做不到，只好打趸儿送。乾隆四十三年九月李总督差家人张永受进京修理房屋，我备下银子五千两，让家人送到昆明东北四十里的板桥驿，当面交给张永受收存，听说临安府知府德起也送了五千两。再一次是四十四年二月间的事，李总督差人往苏州办贡，说是缺银子，让大家帮他一帮，我又送去三千两银子，另外还给了李总督家人张永受、刘七十两人"门包银"共一百六十两。这次送银帮贡的还有广南府知府庄肇奎和临安府知府德起，各送二千两。东川府知府张珑送得多，大概四千两，按察使汪圻也凑了五千两。这汪圻的事几乎尽人皆知，他先送过三柄金如意给李总督，后来因为议lùn_gōng事时没完全依顺李总督，李总督一怒之下，把他私下馈送的金如意当着好多属员之面掷还给他了。当时巡抚孙士毅也在场，弄得汪圻做不成人。不久李总督让大家帮贡，汪圻就把那三柄金如意变卖了，凑了五千两银子送去，二人的关系才见缓和。经过诘讯李侍尧家人张永受，可以大致判定素尔方阿所供情节基本可信。
调查落实海宁指控李侍尧贪婪各款用了不到十天时间，并没费很大气力，乾隆四十五年三月上旬钦差大臣和坤向乾隆奏称：经查询，李侍尧收受庄肇奎银二千两，素尔方阿银三千两，汪圻银五千两，德起银二千两，张珑银四千两，共银一万六千两。又以修理在京房屋收受素尔方阿银五千两，德起银五千两。又勒卖珠子两颗给同知方洛、昆明县知县杨奋共要银五千两。以上情节经诘讯李侍尧家人张永受等与素尔方阿等各供相符，李侍尧亦不否认。总计李侍尧受贿索贿约计三万一千两，实乃罪无可恕。
案情非常明了，在这点上许维做不了什么手脚。
《大清律例》中李侍尧该定的罪名应是‘监守自盗仓库钱粮’，其最高刑为斩刑。原律是‘(赃至)四十两，斩’。但在实际实践中，对监守自盗罪拟刑并不援照上述本律，而是根据雍正三年(1725年)遵旨所定附律条例：‘凡侵盗钱粮人己，自一千两以下仍照监守自盗律拟斩，准徒五年；数满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遇赦不准援免’。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形容或有些夸张，但如果真正严格依据《大清律例》惩治贪污贿赂法条办事的话，恐怕随便拉出一个官员杀掉都不会冤枉他。特别像李侍尧这样肆无忌惮的大贪官，根本无须像和珅这般绞尽脑汁发动下属起来揭发检举，随手捡两样面儿上鸡毛蒜皮之类的问题就足够李侍尧死上几十次了。
但李侍尧竟然奇迹般的死里逃生了!关键还是许维出力了，为和珅留下了个不死不休的死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