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道下巷子深处，也是干净整洁，每个巷子十家就有一个公厕，一进独院的，想有单独的茅房是难了些，但公厕也修的很整洁，设计的流水管道，不停的引地下水上来冲涮，粪水引到大的池子里，干涸了之后有城外的农民架着封闭式的粪车来拉走肥田，倒是一点也不浪费。
每两三个巷子就是有一个大澡堂子，用的是一水的青砖漫地，设计极佳，早晨起就烧热水，天黑前后关闭，现在辽阳城已经鲜有不爱泡澡子的了，汉人原本也就是一个爱干净的民族，以前春秋上古时，放假休息不叫放假，就叫休沐，那是什么意思？就是休息沐浴，绝不能脏兮兮的，不成体统。
另外还有环卫体系，兼管生活垃圾，道路保洁，还有树木养护等等，归新成立的民政司统筹管理。
这东西，当时中国的官员没有一个重视的，可能有些人也对惟功在辽阳等地展开的这些体系感到厌烦和大惊小怪，但看看这些明末的记录就知道惟功的作为有多么重要了。
天启三年，明军在平定奢寅时有大疫，“分布各将据险固守，相机擒剿，迟速殊难豫定。”
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瘟疫。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
崇祯八年，总兵龙世威统兵防守潼关、朱阳关等隘口，“露宿凡十旬，皆患疫疠不能军，闯贼大至，遂溃。”
崇祯十年以后，山西全境瘟疫大流行“瘟疫盛作，死者过半”，疫情传到河南地区，“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榆林府“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夏又大疫。”
崇祯十三年，夏又大疫。顺德府（今邢台）、河间府（今河间）和大名府（今大名）有大疫，人死八九。
崇祯十六年二月，北京大疫，病名叫“疙瘩病”，“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
崇祯十六年八月，天津爆发肺鼠疫：“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
以上种种，再加上崇祯十七年京城的鼠疫，直接使原本就薄弱的京城防御变的彻底崩坏，毫无抵抗能力可言。
当然，明亡肯定不止是瘟疫鼠疫这么简单，但仅是天启和崇祯年间，瘟疫爆发就是这么多，这么猛烈，可见当时的公众防疫和卫生体系是多么的差劲了。
惟功的所为，不过是亡羊补牢，虽然关外地方因为苦寒，伤寒多而时疫少，但并不是完全没有瘟疫的爆发，一种体系的建立，由来也非一日，自辽阳而全辽，再向全国推广，这是十分要紧的大事，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只是图好看的无益扰民之举！
“到了！”
杜忠指着一个巷子口，笑道：“忠孝前坊这一片，就这条巷子前头有槐树，咱们整个百户，现在分散在各屯堡里头，还有干建筑的，干将作了，当兵吃饷去了，只剩下不到十户人家，分散在这附近两个里居住……走吧，咱们回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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